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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

【改革观察】邵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是产业结构升级(上)

2017-12-28

      

中企研首席顾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邵宁

由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主办的“中国企业改革发展优秀成果(首届)发布会暨改革与发展高峰论坛”于2017年12月28日在北京召开。 中企研首席顾问、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邵宁出席并演讲。

在谈到“去产能”时,邵宁表示,由于产能过剩,过度竞争,造成很多的困难行业,主要是重化工,钢铁、有色、媒体、建材、造船等等,而去产能必然有些企业要关闭,职工要下岗。

“大家觉得这个事很难做,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类似的工作实际在朱镕基时代是做过的,当年我们做国有企业的政策性的关闭破产,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就是去产能”,邵宁强调,“与那个时期相比,现在的条件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工作难度比那个时候小得多”。

他举出了三个不同。第一,朱镕基时代的调整是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社会风险非常大。这次要调整的既有国有企业,也有很多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而这些企业有可能用市场化的办法消化,“这些年大家也注意到,不管是珠三角、长三角一直在进行结构调整,也没有觉得出太大的事。我们有些主体通过市场化的办法,可以化解”。

第二,朱镕基时代,财政是真没有钱,破产企业的剩余资产和土地转让收入优先发给职工,是用银行的钱补社会保障,所以当时补偿的标准很低,“现在各级财政的能力已经非常强了,依法给职工合理的赔偿,这应该说是完全可以做到”。

第三,当下刘易斯拐点已经过去了,面临的将会是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再就业的环境比那时候要好。“去产能不可避免,很难,但是这些问题只要我们认真对待,还是能做。我们现在取得的进展主要是在去产能取得的”,邵宁表示。

以下为演讲实录:

邵宁:大家上午好,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就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和大家进行交流。我讲的题目是“十三五规划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实际是一种中期的经济发展分析。

当前,大家都在学习十九大精神,十九大报告是一个政治报告,经济工作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其中有关经济发展的内容几乎都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有关。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判断: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等等,那么在十三五期间也就是16年到20年,这五年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换时期,所以十三五将是非常重要的五年,这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任务和面临的挑战是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连续30年的高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有些人还总结了中国的模式。但是从十二五开始,我们的速度开始下降,虽然政府在扩大投资,但是下行的趋势并没有真正改变,前景怎么样,就看十三五。核心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保持一个稳定的中高速增长,中国能不能避免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些问题都是十三五需要回答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于16年初正式发布,内容很丰富,20篇将近十万字。我们可以用三句最重要的话进行深度概括。第一句,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GDP年均增长速度不低于6.5%。第二句话,实现目标的关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更加符合需求,更加具有活力。第三句话,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要确保资源环境的保护和人民群众的分享和保障。

如果我们再概括一次,关键词是什么?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速度不低于6.5%。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成为十三五期间的核心目标,这在七八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处于高增长阶段,速度不是问题,当时怕的是过热,怕通货膨胀,所以需要不断的给经济降温,但现在提速困难,是冰火两重天。

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30年的四大因素

要理解十三五经济发展,就需要对前一段的高速增长有深刻的认识。中国30年的高速增长大概是四个因素在支撑,第一个因素,规模巨大,而且长期处在结构性短缺。那个时候我们买布需要用布票,买什么东西都需要用券,后来一个消费热点跟着一个消费热点,而且都是实物性的消费热点,这就带动了制造业。

第二个因素是高储蓄率,中国人崇尚节俭,不愿意借债,大家说无债一身轻。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在改革初期我们的国民储蓄率就超过30%,2000年超过40%,08年超过50%,现在大概是48%、49%,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一点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它是国内资本积累的来源,高储蓄就可以支持高投资,高投资就可以支持高增长。

第三个因素,国外有技术来源,光有钱不行的,资本和技术的结合才能形成产业。我们在高增长时期,技术起点很低,中国和国外产业技术差距非常大,那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技术在国外往往是成熟的技术,甚至是过时的技术,所以我们买技术非常容易。这对中国的发展非常有益处,因为我们不必搞自主研发。自主研发投入很大,时间很长,而且还有风险。我们直接买国外的成熟可靠的技术,产品甚至生产线,就可以直接完整形成中国的新产业,这实际是一种后发的优势。事实上我们30年的后发优势用的非常好。

第四个因素是低成本,主要是人工成本低,环境成本低,低成本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竞争优势,只有穷人才有。我们的竞争对手既难以仿效,也没法抗衡。建立在低成本基础上的企业和产业竞争力非常强,前些年不断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市场,只要中国企业能做的,中国企业和国外企业做的一样好,国外企业就要退出去,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搞贸易摩擦。

这四个因素,除了高储蓄率之外,都是穷的因素,都是后发的因素,赶超的因素。这四个因素的结合,恰恰构成一个制造业发展的条件,所以中国成为一个制造业的大国不是偶然。这个期间中国指导产业发展的基本循环都是这样的:第一个收入提高,市场形成。第二个国内储蓄和国外技术结合,马上形成自己的产业。第三个依托很大的国内市场,企业可以发展的很大。第四个一旦国内市场饱和,我们企业可以外向型发展,利用低成本优势挤占国外市场。

这30年高增长,我们国家经过四波发展,第一波以轻纺织业高速发展为代表,第二波以家电产业为终端的产业群为代表,85年到90年,当时的日用消费品需求得到满足后,家电市场开始形成,中国的家电产业从无到有进入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彩电、冰箱,洗衣机。从家电产业开始我们就依靠产业技术,我们引进113条彩电生产线,80几条冰箱生产线等等,使中国成为一个家电的出口大国。

第三波基础设施和原材料工业的产业群,90年到2000年是大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消费热点开始分散化,当时基础设施和原材料的瓶颈非常突出,交通紧张,能源紧张,通讯紧张等等,这波产业发展我们仍然依靠引进技术,比较典型的是通讯产业,我们从七个国家引进八种制式,国务院曾经非常担心,那时候叫“七国八制”,到2000年左右我们国家通讯业开始增长,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开始进行海外发展,依托低成本挤占了很大的海外市场。

第四波以住房、汽车产业为终端,2000年到2012年,我们进入一个汽车和房地产发展业最快的时期,2000年到2010年中国的轿车产量增加了15倍,房地产也是高速增长,销量面积年均增长19%,这一层次的产业带动力是非常强的,这十年成为中国重化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

大家需要注意一个数字,中国的钢材产量2000年的时候是1.3亿吨,2010年的时候达到8亿吨,是6倍的样子,是中国钢铁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谓的产能过剩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这是中国四波经济发展的状况。简单回顾这30年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最基本的结论。中国30年的高增长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它的基础是市场和产业的相互促进,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一个消费热点接着一个消费热点,而且都是实物性的消费热点,我们的市场规模不断在扩大,市场层次在不断的上升,以前中国只能提供自行车的市场,现在我们可以提供汽车市场,前若干年我们需要的汽车是面的,现在需要的是高档的汽车,市场的层次一直在上升,规模在扩大。

随着新市场的形成,国内的储蓄和国外的技术结合,新产业可以马上形成。所以我们的结构升级非常快,新产业的发展非常快。而新产业的附加值更高,可以给居民带来的收入增长更高。我们又是进入一个更快的发展时期,所以这30年的高增长,我们处在一个自我加强的正反馈的过程中。市场在前面带动,新产业在后面支撑,自然是一个高速增长,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是产业结构升级

第二个结论,经济增长的基础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30年的高增长并不是在一个产业层面上的增长。我们的主导产业上了好几个台阶,结构升级是基础,经济增长是结果。假设我们在高增长的过程中,主导产业升级停顿,比如在家电之后没有新的产业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停滞了,因为靠原有的产业不可能无限的提供市场,必须产业结构不断的升级,新产业不断的出现,才可能维持一个持续的经济增长。这个结论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述,今后若干年我们要想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增长,前提必须是实现中国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如果今后我们不能实现中国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我们的增长也是很难持续的。就靠我们原有的这些产业也就是这么大的市场。

那么怎么评价中国30年的高增长?它是成功的发展实践,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由于这30年的高增长,我们都实现了飞跃,这30年把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一直带到中等收入的国家。在2010年中国的高增长结束的时候,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我们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第一大国,这30年高增长无疑是成功的。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前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我们是处于追赶和模仿的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在享受别人的现代化成果。我们靠技术引进至少可以保证在技术上不走弯路,所以相对我们在赶超学习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同样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这样的发展方式,具有一个阶段性的特征,它是不可持续的。

这个不可持续在于我们这样的发展过度的依靠低成本,过度的依靠外部技术,那么在特定的时期是可以的,你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不可能永远如此。因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环保要求的提高,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的保持低成本,而且一个大国也不可能依靠别人的技术实现自己的发展。

三大变化成为中国经济下行的内在压力

在中国经济30年高增长之后,现在我们几个重要的支撑性因素正在发生变化,或者说已经在发生变化。第一个我们的要素成本在快速上升,这几年我们经过了两个拐点,第一个人工成本的拐点,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我们经过了刘易斯的拐点,当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时候,人工成本可以长时间的压制不动,劳动力一旦供求平衡,或者供不应求就快速上升,我们已经过了这个拐点。第二个是环境的拐点,长期的污染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所以积累到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不得不花巨资进行整治,包括停产、限产都是代价,都是成本。我们这几年的农产品[股评],水资源、土地成本都在上升,所以中国的成本优势已经大大削弱了,那么要素成本快速上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个所有靠成本取得优势的产业和企业竞争力都在下降,而且有些还要转移到要素成本更低的地方去。

第二个是产能过剩。因为我们的产能都是在低成本时期形成,而且当时有很严重的重复建设。成本一上升,市场份额必然下降,最后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最后的后果就是恶性竞争,大家杀价,谁都挣不着钱。

第三个对外资的吸引力下降,吸引外资以后会越来越少。

第四个农产品的价格会上升,这也是人工成本上升的必然结果。这是第一个变化。

第二个变化,我们的外部技术来源开始出现问题。以前我们靠引进技术是因为国内外的产业差距很大,30年高增长之后,国内外产业的技术差距在逐渐缩小,现在中国企业需要买的技术已经是国外公司正在用的技术,他不用的技术我们也不需要,技术上我们踩到人家脚后跟了。那么国外的公司如果把他自己正在用的技术卖出去,他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中国企业买技术越来越困难,尤其是一些关键性的、战略性的技术。

这个变化的影响会是什么呢?国内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会出现困难,因为有资金没技术是形不成产业。在前30年,我们的国内市场形成马上就可以带动国内的产业发展,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既有资金也有技术,资金是我们的储蓄,技术是我们从国外买的,如何没有技术来源,从国外买不到技术,那会是什么情况呢?国内市场带不动国内产业,而会长时间的带动进口。

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芯片,国外不转让技术,我们国内上不去,所以我们长期的在依赖进口。我们现在国内的自给率在20%上下,主要是低端的,这个过程已经时间很长了。07年的时候,当时一年进口芯片花了1300亿人民币,大体上是我们进口石油的一倍的价钱,到去年16年我们芯片的进口2270亿美元,大概也是我们进口原油一倍的价钱。国内市场没有带动国内产业的发展,长时间的带动进口。如果我们不解决技术来源问题,就是这样的情况。现在大家反映国内资金很多,到处都是基金,找不着项目,没有项目的后面是没有技术。

第三个,市场方向开始出现变化。当一个国家的消费结构达到汽车和住房产业层次之后,再往下看,后面的实物性的消费热点好像就没有了。后面的私人游艇,私人飞机都不太可能形成非常大的消费热点。在美国这样的最发达的国家,它的住房,它的汽车也是实物性的消费品的最后一个领域,所以在美国要判断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第一个汽车消费增长多少,第二个住房销售增长多少,后面似乎也没有新的实物消费热点。

新增消费会转向服务业,最后的结果是第三产业的比重会上升。但是大家需要注意一点,这个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增速加快,真正上升的并不是一般的服务业,而是高端的服务业,所以他要求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有升级的过程。这个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实物性消费热点的缺失,使消费对制造业的带动作用减弱,甚至会转为一种抑制的作用。那么消费转向服务业,对服务业是个带动,但是它要求服务业升级。所以我们看这段时间的变化,大概是这三个方向的变化。

那么这三个方向的变化,都是使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因素。大家讲中国经济现在有一种内在的下行压力,所谓内在的下行压力是什么?实际就是这些变化。而且这些变化都不是短期性的,不是三五年能够变回去的。它都是阶段性的,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不是一个脉冲,而是一个台阶。

如果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一个脉冲,我们熬几年又可以回到原点,又可以进入高增长,不是,我们现在上了一个台阶,台阶之上的情况跟台阶之下完全不一样。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从一个比较容易的阶段进入到一个不太容易的阶段。以前我们有成本优势,所以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企业竞争力非常强,当成本优势被削弱之后,中国企业必须重新构造自己的竞争力基础,原先我们靠低成本低价格可以打遍天下,以后我们的成本不低了,我们靠什么克敌制胜,可以构成企业竞争力基础,除了成本之外还有三个,技术、服务和品牌。

但是把企业的竞争力基础从成本转到这三个新的基础上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以前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从国外买到技术,所以我们的结构升级,企业的产品升级,新产业的发展都很容易,那么以后我们可能越来越买不到技术。以后的产业进一步升级发展,只能靠我们自己,靠我们的自主研发。但是我们的自主研发体系现在能不能撑住这片天,这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这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我们觉得十九大报告概括的非常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一个国家是关键性的挑战。如果我们转得好,中国经济发展保持中高速增长,大概十四五的中后期,中国就可以进入一个所谓的高收入国家的行业,如果转不好,中国经济出现停滞也不是不可能,那么我们就可能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现在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赋予了过多的内涵,但是如果我们缩一下内涵,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产业内涵是什么,就是产业升级的停滞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一个国家发展到一个层面之后,新产业上不去,经济自然就要停滞。

前面讲的这些内容,就是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转换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提出很多的挑战,但是本质上是好事。以前中国的高增长靠的是穷的因素,现在这个因素被削弱了,说明中国人发展了,中国人不太穷了,这个转折是迟早要到的,而且我们以前为中国经济发展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这个转折尽快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