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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张军:激情年代的改革(上)

2018-05-23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今天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的改革故事。那个年代我称之为激情和浪漫的年代。很多重要的改革都是在那个年代发生的。虽然我本人经历了那个年代,但我并没有参与其中太多的关于改革的讨论,尤其是在1980年代。但是在十年前,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我在加拿大过暑假,动笔写了一本书,由此整理了那个年代很多的资料,发现真的很精彩。今天凭借记忆,配以一些珍贵的图片,让我们走进那个激情岁月,看看很多重要的改革是怎么开始的,又是怎么推进的。

我一直说,过去40年,最浪漫也最精彩的改革篇章发生在1980年代。很多经济学家都倾向于把1993年看成中国改革开放的分水岭。1993那年11月我们召开了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由于这个决定,1993以前和1993年之后的改革在风格上就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且之后的改革加速了。从1994年到1990年代末短短的几年,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主要改革已基本完成。再往后的改革大都是次要的或者技术性的了。大概可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改革是在邓小平老人家在世时完成的。

那么,我就从1994年说起。

1994年京伦会议:建立现代公司制度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利弗·哈特教授

首先给大家看一个照片,奥利弗·哈特教授。他是201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曾经担任过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系主任。他曾在1994年来到中国,参加了一个重要的会议——京伦会议。

京伦饭店,北京的国贸旁边的著名日资饭店。

当时有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出席了1994年的京伦会议,奥利弗·哈特是其中的一位,同时也包括芝加哥大学另外两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

1994年京伦会议召开现场。

1994年8月23-26日,国家经贸委与吴敬琏教授所领导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课题组和“中国税制体系和公共财政的综合分析与改革设计”课题组,在北京京伦饭店联合召开了“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有人认为它开创了微观经济学最新发展在中国的传播,并把改革引入微观经济基础深层研究,被称作“京伦会议”。

与奥利弗·哈特一同来到中国参加京伦会议的,还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教授是青木昌彦教授。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教授 2015年过世,曾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

“京伦会议”实际上是在讨论中国的国有企业如何改革的问题,而会议召开时,国有企业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债务问题。当时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是最为困扰国有企业发展的问题。

会议议题主要包括,怎么重组国有企业?如何对国有企业进行债务重组?怎么去改组国有企业?在“京伦会议”上,奥利弗·哈特教授还有青木昌彦教授在这些方面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分析和建议。

奥利弗·哈特教授是做企业合约研究的学者,所以他对此有很多的想法,而这些想法实际上影响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后期我们对国有企业进行改组的办法,对国有企业债务的重组的办法,包括设立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以解决国有企业债务问题,都是受到了“京伦会议”所讨论之议题的影响。

青木昌彦教授在京伦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内部人控制(Insider Control)[编者注:内部人控制(Insider Control)是指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控制权)相分离的前提下形成的,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不一致导致的经营者控制公司的现象]。这个概念对我们国内的经济学家有比较大的影响。国有企业很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换句话说,外部的人没有办法帮他们解决“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所以必须进行国有企业改组。包括当下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许多观念,诸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建立现在的公司治理“等概念,在1994年之前并不存在。直到“京伦会议”之后,对于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的决定才变成了大家共识的一个变革的思想,而后也多次写进了中央关于的有关重要文件当中。

“京伦会议”的召开是为了贯彻落实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的精神,因为在这个决定中,转变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和建立跟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治理方式成为核心问题。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是1993年11月召开的,这是1978年改革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距离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15年。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全会的决定还只是提到“商品经济”,未能提出“市场经济”。虽然我们说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的,但实际上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才第一次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对我们过去40年的改革而言,十四届三中全会是个分水岭。因为承认了我们的改革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改革在次之后便加快了。我大致地回顾了一下,1994年之后的4-5年时间里,我们已经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重要改革基本敲定,比如财政的分税制改革、价格的放开、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商业银行法的出台,外汇体制和汇率的并轨改革,1995年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和公司治理改革,1997年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等等。 

过去我们总是说,中国经济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走一步退两步的,但是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经济的改革变成相当激进的改革。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中国改革突然加速

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前,各方面的改革在思想和理论层面上都存在争论和分歧。不仅仅有思想界和知识分子的争论,经济学家的争论,而且党内也有争论和意见分歧。正是这些公开的和不公开的争论产生的制衡力量,使得80年代的改革变得相对谨慎和缓慢。

而进入90年代,特别是邓小平1992年发表南方讲话之后,党内思想与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些争论和分歧依然还在,但改革已经走在争论之前。这归功于邓小平先生1992年的“南方讲话”对市场化改革的推动,而且他非常不主张无休止的争论,因为那样会贻误改革的时机。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曾经说“不搞争论,是我的发明”。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巴里·诺顿教授出版的教科书《中国经济》(The Chinese Economy),也讲述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阶段。他在书中有一个类似的说法,他认为1993年和1994年之后,中国改革的进程就突然加快了。

这显然是“市场经济”四个字为改革开了方便之门。十四届三中全会能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几个字写到决定当中,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1992年的1月18-21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

邓小平觉得思想要更加解放,改革的步子应该更大。邓小平南方讲话向世界宣告:我们要更加开放,我们的改革不会倒退,我们的改革步子只会更快。”

1990年邓小平上海过年:浦东要后来居上

邓小平从1988年到1992年连续5年来上海过春节。1993年没有来,但1994年又来上海过春节。1994年之后就没有再公开露面直至1997年逝世。

在1990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对朱镕基等市领导说,我有个失误,当时办四个特区的时候没有加上上海。上海是我们的王牌。可以看到邓小平对上海和上海人的评价非常高。他认为上海浦东的开发有点晚了,但是他同时又说上海人聪明,肯定可以赶上的。这是在1990年1月末与朱镕基会面时的谈话,春节后他就回到北京,对中央领导人说,我虽然现在退休了,但是我有件事情要拜托你们,就是上海浦东的开发。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在1990年4月10日立刻召开了会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浦东开发的决定。1990年的4月18日,当时的总理李鹏来上海宣布浦东的开发。 

事实证明了,虽然浦东的开发比四个特区要晚,但是历经28年的发展,浦东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8年前浦东的GDP是60亿,现在1万亿。上海GDP3万亿,浦东占了1/3。

1991年,邓小平又到上海来过年。对当时的领导人说:“开发晚了既是一件坏事,也是一件好事。你们可以借鉴广东的经验。”可见,他始终对浦东非常惦记。

1979年经济特区的构想:一份考察报告引发的连锁反应

比浦东开发更早的是广东和福建的四个特区。但是,比深圳特区开发更早的深圳的蛇口。

1978年的4月,国家外贸部和国家计委派了一个考察团,到香港和澳门去考察,回来之后考察团撰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认为,我们应该在靠近香港和澳门的两个地方,与港澳对接一下,尝试做一些出口加工的生意。当时选了两个地方:靠近澳门选了珠海,靠近香港选了宝安县,也就是现在的深圳。后来这份报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会议资料,发给了所有与会的参会者。这份报告非常重要,也正是这个报告引发了蛇口工业区和后来的经济特区的构想。

李先念对港澳考察报告的批条。

读袁庚(编注:曾任蛇口工业区党委书记)的传记,可以看到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康生迫害他,坐了牢,但是出来后通过叶飞的关系在香港的招商局安排了一份工作。在几年前,袁庚过世的时,有人对他的评价是:“没有袁庚就没有现在的深圳。”事实上,袁庚是蛇口工业开发区的倡导者。他当时主张建立蛇口工业开发区,就是受到这份港澳考察报告的刺激。他当时就提出:“为什么不能在蛇口做一个货运码头?他测算了工业区的成本,他说蛇口的成本和香港的差距非常大,如果有了蛇口工业区,香港的货物就可以放在蛇口的码头,因为蛇口的租金比较低。

袁庚回忆录封面

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广东在临近香港的地方成立了蛇口工业区。蛇口工业区比深圳要早,深圳特区是1980年正式成立的,蛇口工业区是在1979年成立的。

港澳经济考察报告事实上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袁庚提出建立蛇口工业区,广东省省委书记习仲勋和吴南生(编注: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吴南生)向中央提出在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起初他们的想法是在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为什么要在汕头呢?他们引经据典说,恩格斯在书里面提过汕头),同一时期福建也提出要建立一个经济特区。

中央经过讨论的结果是,原则上大家都同意要建立特区,关键的问题是特区的面积有多大以及这个地区叫什么。

特区的名字叫什么?一开始说叫出口加工区,有人提反对意见说,“台湾有出口加工区,我们不能有。”最后还是让邓小平来定。邓小平说:可以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

特区的面积有多少?300多平方公里?广东省的特区办认为这个面积太大了,并且比喻道“全世界的特区加起来都没有300多平方公里这么大”,有人反对道:“这个特区的面积太大了,难道你们还想要一个比陕甘宁特区更大的特区吗?”有的人甚至说:“大得无边。”“大得无边”这句话在当时是很严重的。可以看出,有很多人反对建立面积如此之大的特区。最后中央还是在邓小平的意见下,拍板子定下来,同意建特区,就叫经济特区,以及深圳特区面积有327平方公里。

1979年深圳特区还没有成立,但是广东省有一个地方性的特区条例——《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广东省上报到人大常委会之后,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了此条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地方性的法规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并通过的,这个历史性的条例是针对深圳特区的。所以8月26日是深圳创立的日子,也是深圳特区创办的日子。

但是深圳从创办之初就一直面临“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

1980年创办特区,目的是引进外资,那么在当时肯定会引发意识层面上的争论,创立特区的做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我们老祖宗的意识形态肯定会发生冲突,于是就不停地争论。

在深圳刚刚创办一年的情势下,中央就有些动摇,包括高层都有些动摇,提出要在政策上有一些调整。当时吴南生作为深圳的市委书记,面临巨大压力。1982和1983年,国内掀起了对深圳的一场大讨论。这个讨论在思想界、在党内都非常激烈。当时很多人都说:“你到深圳去还能看到社会主义的影子吗?”所以此时,就更需要邓小平真正地站出来,为深圳背书,不然深圳就要面临被关掉的风险。

1984年的1月份,邓小平就去考察了深圳,同时写下了著名的这句话: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但是在1985年2月,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了青年学者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陈文鸿在1985年,也就是深圳特区创办五年之后去深圳考察,他发现,其实深圳吸引的外资并不多,吸引的都是都是内地的资本,内地各个省都在深圳有很多游资。他还测算出深圳的人均购买力比上海北京高出数倍来加以证明。

因为大家都觉得深圳代表商机,代表机会,投资深圳就可以挣很多钱。而且内地的游客也都到深圳去,去买东西,因为深圳可以买到香港的东西。

陈文鸿在文章中写道:深圳特区没有做到广为宣传的“以工业为主,以外资为主,以出口为主”的发展模式。他指责说,深圳的繁华是“以进口商品和物资赚取国内市场的钱”为依托的。虽然陈文鸿的论证方法受到了很多的质疑,但是与他持相似观点还不在少数。

他算了一笔简单的账,1985年深圳的零售总额除以深圳的人口等于深圳人均的购买力。他当时算出来,1984年深圳人均的购买力是4000多元人民币。同时他又算了北京和上海的人均购买力,只有700多人民币,由此他推论深圳的繁荣靠的是内地的购买力。因此他下结论说,深圳并没有达到当时设立特区时所定的目标:想要引进外资。

所以他这篇文章再次引发了很多的争论。本来邓小平在1984年,已经写下了这段话说,不要再争论了。但是陈文鸿在1985年发表的《深圳的问题在哪里》的文章,再次把深圳推向了风口浪尖,再次质疑深圳特区创立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直到1992年,邓小平到深圳进行南方讲话。我们才看到深圳的确是沿着当年所设想的方向(吸引外资的出口加工区)发展的。早期1980年代中期看到的,那只是内地的游资在那边晃了一圈,到1992年的这种现象已经非常少了。深圳真正成为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出口加工区。

不管怎么说,深圳在四个经济特区中是非常成功的。今天的深圳已经变成了所谓“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之中的一个。现在,深圳的GDP已经超过了广州,GDP总额已经超过2.2万亿。现在,深圳已经变成了硬科技的摇篮。大量的创业者都愿意到深圳去创业。

如今深圳的罗湖口岸。

当年逃港事件最严重的时候,谷牧副总理站在当时宝安县罗湖口岸边,站在从罗湖过关到香港的口岸桥上说:“我希望有朝一日,更多的是那边的人到这边来。”今天在罗湖口岸的铁路桥,就是更多的是香港人从香港到深圳去,当年谷牧副总理所期望的目标已经实现了。

30年的时间,1980年至今,深圳真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相信在1990年代后期,深圳发展的模式已经基本定型。深圳已经成为了一个开放的、更加具有市场化特征的经济特区。我相信深圳比内地的很多城市都更加发达,而深圳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它如今能够在高科技产业上独领风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