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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31
2.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框架
2.1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历程
气候变化问题自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得到广泛研究，80 年代逐渐引发全球关注，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舞台之一。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主要涵盖研究支撑和公约协定两条主线。
图18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的两条主线
（1）研究支撑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支撑机构，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 1988 年联合建立的政府间机构，其主要任务是总结气候变化的“现有知识”，评估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潜在影响以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可能对策，旨在为决策者提供有关气候变化严格而均衡的科学信息。
IPCC 大约每 6 年发布一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支撑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制订。1990 年、1995 年、2001 年、2007 年和 2014 年，IPCC 相继完成了评估报告，这些报告已成为国际社会认识气候变化问题、制订相关应对政策的主要科学依据。
（2）公约协定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本框架，通过《京都议定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补充条款）、《<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巴黎协定》对 2008-2012 年、2013-2020 年、2020 年之后三阶段减排行动作出了安排。
从目标要求来看，减排压力逐渐加大。《京都议定书》规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一所列发达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 2008-2012 年（第一承诺期）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至少 5.2%；《<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规定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在 2013-2020 年（第二承诺期）内将温室气体的全部排放量从 1990 年水平至少减少 18%；《巴黎协定》提出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上升幅度控制在2°C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C以内。
从执行方式来看，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京都议定书》和《<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在总体减排目标下，划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一所列发达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各自减排量。《巴黎协定》规定各方将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各方根据不同的国情，逐步增加当前的自主贡献，并尽可能增大力度。
表4 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公约协定
2.2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历程
当前全球平均温升约1°C，根据巴黎协定要求，上升幅度须控制在2°C以内，并努力限制在1.5°C以内。气候变化长期研究表明，当前人类活动估计造成了全球升温高于工业化前水平约1.0°C（可能区间为0.8-1.2°C）。全球变暖超过2°C，大概率将对人类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普遍和不可逆转影响。若能将温升控制在1.5°C以内， 将更有助于降低热浪和暴雨等事件的风险，对于处于热带的发展中国家、岛屿国家及其他脆弱国家和地区来说尤其重要。
图19 全球平均温升已达1°C
图20 全球温升1.5°C和2°C的影响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大致会经历“碳达峰 - 碳中和 - 温室气体中和”三个关键时点，由于远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而目前关注重点为前两者。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或存在峰值平台期）。二氧化碳在温室气体中占比很高，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后，温室气体排放也将大致达峰。碳中和多指国家、企业、团体或个人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简言之，碳中和不是不排放，而是二氧化碳排放和吸收正负抵消，达到“净零排放”。温室气体中和（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是控制二氧化碳（CO2）、氧化亚氮（N2O）、甲烷（CH4）、氢氟碳化合物（HFCs）、全氟碳化合物（PFCs）、六氟化硫（SF6）等各类温室气体排放，使其排放量等于吸收量，以彻底停止人类活动带来的全球变暖。
将全球温升限制在2°C，在大多数路径中CO2排放量预估到2030年减少约25%，并在2070年左右达到净零；将全球温升限制在或有限过冲1.5°C，2030年全球净人为CO2排放量从2010年的水平上减少约45%，在2050年左右达到净零，此外非CO2温室气体排放也需要大幅下降。
图21 全球排放途径特征
2.3 全球由多方争论加快减排转变
历史上，各国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争议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气候变暖是否与人类活动相关，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是否有上限约束；二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确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1）关于排放上限
部分研究者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的观点存在质疑。一是由于气候变化极其复杂，相关研究目前仍处于逐步深入的过程之中，研究方法论尚不完善，非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Nongovernmental 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NIPCC）常就此提出异议，认为气候变暖与人类活动的关联性有限；二是由于IPCC曾经出现过报告引用文献不严谨等问题，引发信任危机，如第四次评估报告发布以后，相继出现了“气候门”、“冰川门”等事件。
但人类活动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被越来越多的证据所支持，日益成为全球共识。随着气候变化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了人类活动与气候变暖的关联性，IPCC 的评估报告对此的肯定性也愈发增强。积极应对气候变暖已逐渐成为全球共识。
1.5°C温升控制目标下，全球人为CO2排放预算剩余约4200-7700亿吨。根据IPCC《全球升温1.5°C技术摘要》，全球温升控制在1.5°C，使用全球平均地表气温（GAST）估算出在50%概率有580GtCO2剩余碳预算，66%概率下为420GtCO2（中等信度）；利用全球平均地表温度（GMST）得出在50%和66%概率下分别为770和570GtCO2（中等信度）。
表5 IPCC对于气候变暖与人类活动的相关性愈发肯定
（2）关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总排放27%，人均温室气体排放已超过欧盟，逐渐强调“共同的责任”，弱化“有区别的责任”，加速减排已是大势所趋。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不含土地利用变化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52.4±5.2GtCO2e，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14GtCO2e，占比26.7%；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6.6GtCO2e，占比12.6%；欧盟27国和英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4.3GtCO2e，占比8.2%。
图22 主要排放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图23 主要排放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
基于2019年新冠疫情前各国政策情景，测算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路径，与1.5°C温升控制，甚至2°C温升控制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Emissions Gap Report 2020》报告，与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情景相比，2030年排放需要进一步下降12-15GtCO2e（-27% ~ -23%），才能满足2°C温升控制要求；下降29-32GtCO2e（-57%~-55%），才能满足1.5°C温升控制要求。
图24 2019年新冠疫情前政策情景下温室气体排放与温升控制目标间的差距
自2019年底开始，欧盟、中国、日本、韩国等主要经济体相继提出碳中和目标，预计美国也将加快提出相关目标，全球碳减排有望驶入快车道。欧盟委员会于2019年12月11日在布鲁塞尔公布应对气候变化新政“欧洲绿色协议”，提出到2050年欧洲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碳中和”，该长期战略于2020年3月提交联合国；中国政府于2020年9月22日提出“双碳目标”（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基于拜登在气候领域做出的承诺，预计美国将提出“到2035年，通过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实现无碳发电；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
特别地，我国提出的“双碳目标”将成为加速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的关键动力。一是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提出“双碳目标”，有望与欧盟（2050年碳中和）、美国（有望提出2050年碳中和）一同带动全球减排，向1.5°C温升控制目标（2050年左右碳中和）迈进；二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出“双碳目标”目标，将推动全球减排从争论实质性转向合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将更多强调“共同的责任”，弱化“有区别的责任”，竞相提高减排目标。
（编辑：卓代创新中心 原作者：左前明，信达证券）
